图为G20成都财长/央行行长第三次会议现场
7月23-24日G20财长/央行行长第三次会议在成都召开。这是继今年2月份上海会议、4月份华盛顿会议之后的又一场聚会，也是杭州峰会前最后一场G20财金轨部长会议。同时，鉴于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形势的极大不确定性，特别由于英国脱欧给全球经济造成的下行压力，G20成都会议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么，此次会议作为今年G20领导人峰会前的财金轨“收官”会议，与以往两届有何相同与不同？另外，此次会议公报透露出哪些关键信息？
政策性调控、打击恐怖主义、国际间合作仍是会议主旋律
第一、使用所有政策手段实现经济增长。今年的三次G20财金会议都强调G20成员国各自和共同使用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大央行均实行了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负利率政策。例如，目前美联储执行0.25-0.5%基准利率，欧洲央行执行0.0%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MRO利率），日本央行执行-0.1%超额准备金利率，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全球经济低迷的状态。因此，正如G20财金会议公报所言，“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动用财政政策和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实现经济的强劲、可持续性和平衡发展。此外，政策调整时的选择和设计应符合国家经济情况，即尊重不同国家在宏观调控时的差异化和自主权。如目前美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更多体现在需求端，而我国更多表现为供给端效率低下。
第二、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地缘政治冲突、恐怖主义、难民流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近几年愈演愈烈。不仅造成到全球政治、地区形势的更大动荡，也成为全球经济脆弱性增强的一个重要诱因。例如，近期发生在欧洲的恐怖事件直接影响了当地的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复苏。7月14日的法国尼斯恐怖事件、德国7月份的连续恐怖袭击事件等均引起了当地社会、经济秩序的动荡和不稳定。鉴于此，G20财金会议强烈谴责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并指出须加大对恐怖融资行为的打击。例如，成都公报中提到“欢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在实施其打击恐怖融资新综合战略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呼吁有效落实其操作计划。”
第三、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国际税收是G20成员国之间合作意愿最为迫切的领域之一，在近期的历次G20财金会议中都得到突出体现。建立一个公平、包容、有序的国际税收秩序不仅对发达国家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财税收入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加快落实G20/OECD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项目非常关键。但同时，G20财长/央行行长也意识到国际税收合作的困难。因此，4月份华盛顿公报提到的“在2017年或2018年之前执行自动信息交换标准”，在7月份成都公报中被调整为，“在2018年之前执行自动信息交换标准”。
第四、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作为聚集全球90%GDP、80%贸易、2/3人口的经济体，G20在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在推动IMF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领域起到了中坚力量的角色。今年的三次财金会议公报都提到继续推动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以及世界银行的股东审议。同时，华盛顿和成都会议公报更是明确指出，IMF的15次总审议应在2017年之前完成，并且应当增加有活力经济体与其在全球经济中相对应的份额，进而确保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话语权的提高。
第五、强化宏观政策协调。全球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在各国经济高度融合的今天显得愈发重要。一个（主要）国家的重大政策调整不仅影响本国经济走势，更可能对地区、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例如，美联储一份FOMC会议纪要的公布就可能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7月7日美联储公布6月份议息会议纪要，由于被市场普遍解读为美联储整体偏向鸽派，导致美国标普500指数一天之内从2090点涨至2129点。同时，黄金也冲击1332高位，稳定在1326上方。鉴于此，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多次强调成员国应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和沟通，进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和降低负面“溢出性”。同时，G20成员国也承诺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并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以及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此次会议公报透露出哪些关键信息？
第一、首提“合作团结精神”。成都会议公报在第一段首次提到，“G20成员国本着合作团结的精神密切开展工作，并就各项议程取得了务实成果”。作为“协商式民主”机制重要代表的G20，其所有议题、建议必须一致同意，才能够在G20峰会通过，并在各个成员国国内执行。在此背景下，“合作团结精神”至关重要。不过自2010年以来，随着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逐渐消退和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的趋稳，G20内部成员之间合作意愿出现下滑趋势。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各国宏观政策不协调、不同步的现象频繁出现，直接导致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紊乱和无序。因此，本次成都会议明确提出并重申“合作团结”精神，对于未来G20运行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结构性改革获得实质性进展，并首提“全球钢铁论坛”。如前所述，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列的重要宏观政策工具，并在G20内部形成广泛共识。成都会议在推进结构性改革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主要体现为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审议和通过。例如，由增长框架工作组递交的“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获得批准。作为一项具有重要指导性文件必将对未来G20国家结构性改革产生深远影响。此外，作为配套文件，此次会议也通过了基于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而制定的一套指导原则。另外，为了进一步应对全球，特别是在钢铁领域的过剩产能问题，首次提到考虑成立“全球钢铁论坛”，进而加强信息交换、产能发展以及在政策领域的合作。
第三、重要、务实成果纷纷落地。作为杭州峰会前的最后一场财金会议，一些重要成果及倡议纷纷落地，从而体现G20机制的务实精神。例如，成都会议公报指出，“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以加强各个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的整体协同与合作”。此项倡议的成功落地，一方面可以将我国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重大发展战略与G20工作无缝对接，另一方面也体现全球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互联互通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的迫切、现实需求。此外，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工作组制定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升级版以及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等重要建议均得到此次会议财长与央行行长的批准，并将递交杭州峰会领导人最后审核、通过。
第四、“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得到突出，并与G20 “增长目标”对接。与前两次会议公报相比，成都公报大大提升了财金轨对“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视程度。例如，前两次，仅在公报的倒数第二段提到，“重申致力于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而成都会议公报在第六段即强调支持“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同时，也将G20的“增长目标”与“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列，从而首次明确G20内部工作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正式对接。鉴于此，G20的多数工作都可以直接为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服务。例如，通过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可以帮助当地创造就业、增加收入，进而实现包容性发展。
第五、首提“巴黎俱乐部”。成都财金会议公报首次提及“巴黎俱乐部”，并指出“支持巴黎俱乐部作为主要的国际官方双边债务重组平台，讨论一系列主权债问题，支持巴黎俱乐部持续吸纳更多新兴债权国”。“巴黎俱乐部”作为一个相对低调的国际债务重组机制，此次受到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的高度重视具有其重要意义。一方面，在当前全球国家主权债务迅速恶化的背景下，亟需一个更加有效的全球协调机制。例如，截止2016年７月21日，标普的主权评级数据显示全球140个国家中，只有５个国家“展望”为“正面”，33个国家为“负面”，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恶化程度最为严重的时期。另一方面，全球主权债务市场日益多元化，因此有必要吸纳更多的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会员。鉴于此，韩国2016年７月1日正式成为其成员。与此同时，“巴黎俱乐部”与中国也都表达了加强合作的强烈意愿，中国是否加入“巴黎俱乐部”值得期待。（胡玉玮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