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尔·赫拉利。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人类曾相信权威来自于神。直到进入现代，人文主义才逐渐将权威由神明转换至人类手中。让-雅克⋅卢梭在他1762年论教育的著作《爱弥儿》中总结了这次革命。 在找寻生活中的行为准则时，卢梭发现“大自然用无法磨灭的字迹（将其）刻在我内心深处。我想要做什么只需要问自己；我觉得好便是好的，我觉得坏便是坏的。”卢梭这样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曾让我们相信，我们自身的感觉和欲望是意义的终极来源，因此人的自由意志是一切的至高权威。
而现在，新的转换正在发生。就像宗教神话赋予神权合法性，人文主义思想体系赋予人权合法性，高科技大师和硅谷预言家们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全球性叙事将算法和大数据的权威合法化。这一新颖的信条可以被称为“数据主义”。在极端形式下，数据主义世界观的倡导者们将整个世界视作一股数据流，将高潮几乎等同于某些生物化学算法，相信人类的宇宙使命乃是创建一个包罗万象的数据处理系统，然后融入其中。
当全球数据处理体系变得全知全能，接入这个系统就成为了一切意义的来源。我们正在变成无人能真正理解的庞大系统里的微小芯片。我们每日从电子邮件、电话、文章中吸纳不计其数的数据位，进行处理，然后将新的数据位通过更多的电子邮件、电话、文章传送回去。但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万事万物构成的伟大计划中处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的输出如何和数十亿其他人类和计算机创建的数据位相连接。我们没时间去了解这些，因为有太多邮件要回复了。没有情感的数据流会在任何人的计划、掌控和理解之外迸发出新的发明和破坏。
但没有人需要理解这一切。更快地回复邮件就是你所需要做的全部。正如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者们相信市场无形的手，数据主义者们相信数据流无形的手。当全球数据处理体系变得全知全能，接入这个系统就成为了一切意义的来源。新格言说：“当你经历，请记录；当你记录，请上传；当你上传，请分享。”
数据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只要有了足够的统计生物学数据和计算能力，这个无所不包的系统对人类的理解将远甚于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当这一天到来，诸如民主选举这样的人文主义实践会像祈雨舞和打火石刀一样被时代淘汰。
脱欧公投后，当迈克尔⋅戈夫宣布竞选英国首相时（尽管他参选的时间很短），他解释说：“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每迈出一步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你的内心是怎么告诉你的？’”据戈夫所说，这就是他此前为脱欧奋战的原因，也是他感到必须背叛曾经的盟友鲍里斯·约翰逊从而亲自争取头把交椅的原因——他的内心让他这么做。
在关键时刻听从内心的不止戈夫一人。过去短短几个世纪里，人文主义并不仅仅在政治领域将人的心灵视作权威的至高来源，而是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如此。从婴儿时期开始，我们就被人文主义标语组成的火力网连番轰炸，被劝告：“倾听自己，忠于自己，信任自己，追随内心，做想做的。”
在政治中，人们相信权威依赖的是普通选民的自由选择；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坚称消费者永远是对的；人文艺术认为美在观看者的眼中；人文教育教我们独立思考；人文主义伦理劝告我们觉得好就应该放手去做。
过去的十余年间，以色列LGBT团体每年都会在耶路撒冷街道举行一次同志大游行。当然，在那些某件事情我觉得好你却觉得坏的情境中，人文主义伦理便会遭遇困境。例如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以色列LGBT团体每年都会在耶路撒冷街道举行一次同志大游行。对这个被冲突撕裂的城市来说，这是一年中唯一和谐的一天，在这一场合犹太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突然发现了一个共同目标——一起愤怒抵制同志大游行。然而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些宗教狂热分子使用的论据。他们不说“你们不应该举行同志大游行因为上帝禁止同性恋。”而是对着每一个话筒和摄像机解释说“看见同志游行经过耶路撒冷圣城伤害了我们的感情。就像同志人群想要我们尊重他们的情感，他们也应该尊重我们的情感。”对这个具体的难题的看法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理解在人文主义社会，伦理和政治争论都是以情感冲突的名义进行的，而不是以神的诫命的名义。
然而，人文主义在今天面临着关乎存亡的挑战，“自由意志”这一思想受到了威胁。关于人类大脑和身体运作方式的科学洞见表明，我们的情感并不是某种特别的人类精神品质，而是所有哺乳动物和鸟类共同使用的、用来快速计算生存和繁衍概率的生物化学机制。
与流行的观点不同，情感并非理性的对立面，而是理性进化后的化身。当狒狒、长颈鹿或人类看到一只狮子，恐惧的出现是因为一种生化算法对相关数据进行了计算并得出了当前死亡概率很高的结论。相似的，感受到性吸引力是因为另一种生物化学算法计算出附近的个体有很高的概率能提供成功的交合。这些生化算法在几百万年的进化中演化改进。如果某个古代祖先的情感出现了问题，塑造这些情感的基因就不会传递给下一代。
尽管人文主义者们错误地把我们的情感当作某种神秘的“自由意志”的反映，但至今为止人文主义在实践意义上还是十分成功的。因为尽管我们的情感并不神秘，它们无论如何都还是宇宙中最好的决策方式——没有任何外在的系统能指望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情感。即使天主教会或苏联克格勃每分钟都派间谍监视我，他们仍然缺少必要的生物知识和运算能力来计算塑造我的欲望和选择的生化过程。因此，人文主义告诉人们遵从内心是对的。如果要在听从圣经还是听从自己的情感之间做出选择，听从自己的情感要好得多。因为圣经代表的是古代耶路撒冷的几个神父的观点和偏见，与此相对，你的情感代表着经过了自然选择最为缜密的质量控制检测的几百万年进化中积累的智慧。
但是，随着教会和克格勃让位于谷歌和Facebook，人文主义失去了实践优势。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两股科学大潮的汇合处。一方面，生物学家正在破解人体尤其是人类大脑和情感的奥秘。与此同时，计算机科学家正在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数据处理能力。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得到的就是能比我们自己更好地监测和理解我们的情感的外在系统。一旦大数据系统我们更了解我们自身，权威就将从人类转换至算法。大数据将为“老大哥”赋权。
女星安吉丽娜⋅朱莉因为基因检测显示罹患乳腺癌的概率高达87%预先做了双侧乳房切除术。这种情形在医学领域已经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决定不再是根据你对自身疾病或健康的感觉做出的，甚至不是根据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的预判做出的——根据的是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的计算机计算结果。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自女星安吉丽娜⋅朱莉。2013年，朱莉在一次基因检测中发现自己携带有危险的乳腺癌1号基因（BRCA1）突变。数据库显示，携带这一基因突变的女性罹患乳腺癌的概率高达87%。尽管当时朱莉没有患上乳腺癌，她决定预先制止疾病并进行了双侧乳房切除术。她并没有觉得自己病了，却睿智地决定听从计算机算法的劝告，它说：“你可能没觉得有任何不妥，但你的基因里有个定时炸弹。快做点什么——马上去做！”
在医学领域已经发生的情形很可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生，从买书读书这类简单的事情开始。人文主义者如何选择一本书？他们去书店，在书架间游荡，拿起一本快速翻阅，换一本读开头几行，直到某种直觉将他们和某一本巨著连接起来。数据主义者用亚马逊。当我登入亚马逊虚拟商店，一条信息弹出来告诉我：“我知道你以前喜欢哪些书。和你有相似品味的人还可能喜欢这本或者那本新书。”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像亚马逊推出的Kindle这样的设备能够在用户读书时持续收集数据。Kindle可以监测你在一本书的哪些部分读得快，哪些部分读得慢；你在哪一页停住了，在读哪些句子的时候你放弃了整本书，再也没有读下去。如果将来Kindle升级到带有面部识别软件和生物统计学传感器，它将知道每个句子对你的心率和血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会知道是什么令你发笑，是什么令你伤感，又是什么让你愤怒。很快，当你读书的时候书也在读你，你很快就会忘记你所读的大多数内容，而计算机程序可以永志不忘。这样的数据最终会让亚马逊以不可思议的精确度为你选书，也会让亚马逊清楚地知道你是谁以及如何操纵你的情感。
中世纪神父和家长拥有婚姻决定权，将来大数据将拥有这一权威。遵循着这种逻辑得出的结论，人们最终会赋予算法做出大多数对他们的人生至关重要的决定的权威，例如和谁结婚。在中世纪的欧洲，神父和家长拥有决定婚姻的权威，在人文社会我们这一权威交付给了我们的情感，而在数据主义社会，我们会让谷歌替我们做出选择，我会说，“听着，谷歌，约翰和保罗都在追求我，他们两个我都喜欢，但喜欢的方式不同，我很难做出决定。根据你了解的信息，你的建议是什么？”
然后谷歌会回答：“哦，我从你出生那天就认识你了。我读了你所有的邮件，录了你所有的电话，知道你最喜欢的电影，你的DNA和你心脏的所有生物统计学历史。我有你每次约会的数据，我可以给你展示每次你和约翰或者保罗约会时，你每一秒的心率、血压、血糖水平的图像。很自然地，我对他们两人的了解也像我对你的了解一样详细。在所有这些信息的基础上，根据我的高超算法和几十年来几百上千万恋爱关系的相关数据——我建议你选择约翰，因为选择他从长远来看有87%的概率会让你更满意。”
“实际上，我太了解你了以至于我甚至知道你并不喜欢我的回答。保罗比约翰英俊多了，由于你私底下给了外表过高的权重，你暗暗地希望我会说‘选保罗’。外貌当然很重要，但是没你想得那么重要。你那几万年前在非洲稀树草原进化出的生化算法给潜在配偶评分时分配给外在美的权重是35%，而我的建立在最新研究和数据基础上的算法认为，外貌对恋爱关系能否取得长期成功的影响只占14%。所以，就算我把保罗的俊美计算在内，我还是会告诉你约翰才是更好的选择。”
谷歌并不需要做到完美无缺，也不需要每一次都正确，只要超过人类平均水平即可。这其实并不难，因为大多数人并不那么了解自己，而且很多人往往会在人生的关键问题上做出错误的决定。
数据主义世界观对政治家、商人和普通消费者都极具吸引力，因为它带来了开创性的技术和无穷尽的新力量。至于那些对于失去隐私和自由选择的恐惧，当消费者们不得不在保留隐私和得到远比过去优越的健康服务之间做出选择时，大多数人会选择健康。
对于学者和知识分子而言，数据主义允诺了人类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求而不得的科学“圣杯”：一项将从音乐学、经济学一直到生物学的科学学科统一起来的无所不包的理论。根据数据主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股票交易泡沫和流感病毒不过是数据流的三种形式，可以用相同的基本概念和工具进行分析。这一思想极具诱惑力，它将给予所有科学家一种共同的语言，在学术裂缝之上建立桥梁，让跨越学科边界输出洞见变得轻而易举。
当然，正如所有从前的教条，数据主义也可能是建立在对生命的误解之上的。特别是，数据主义没有回答声名狼藉的“意识的难题”。目前我们距离用数据处理来解释意识还很遥远。为什么当大脑中的几百万个神经元互相发送某种特定信号，会出现爱、恐惧或愤怒的主观情绪？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但即便数据主义对生命的理解是错的，它仍然有可能征服世界。过去的很多信条尽管有着事实性错误也照样获得了巨大的名望和权力。如果基督教之流可以成功，数据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数据主义有着非常光明的前景，因为它正在向所有科学学科蔓延，而一个统一的科学范例很容易成为不可撼动的教条。
如果你不喜欢数据主义，希望置身于算法的领地之外，或许能给你的只有一个建议，就是书中最古老的：认识你自己。到了最后，这将只是一个实证问题。只要你对自己的了解和洞见超过算法，你自己的选择就仍然是更好的，你多少能保留一些权威在自己手中。如果说数据主义看上去还是要掌权了，那主要也是因为大多数人一点都不了解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