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推进民间投资回稳向好的政策红利正在逐渐释放。
一系列推进民间投资回稳向好的政策红利正在逐渐释放。5月4日和9日，不到一周的时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两次公开提到，要破除民间投资的隐性壁垒，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相关政策落地，进一步放宽准入，打造公平营商环境，促进民间投资回稳向好。笔者认为，中央高层一周两谈民间投资显示出了对民间投资的重视程度，这也是民间投资打破各种“玻璃门”、“弹簧门”的有力契机，而民间投资领域的进一步开放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5月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当前民间投资增速有所回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相关政策落地，进一步放宽准入，打造公平营商环境，促进民间投资回稳向好。会议决定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着力扩大民间投资。
5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要抓紧建立行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民间投资进入电力、电信、交通、油气、市政公用、养老、教育等领域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坚决取消对民间资本单独设置的附加条件和歧视性条款，做到同股同权，保障民营资本合法权益。
民间投资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数据显示，自2006年至2012年，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比重从49.8%上升到61.4%，到2015年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了64.2%，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民营经济为全社会创造就业岗位占到80%以上。毋庸讳言，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市场化进程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但进入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例出现了近10年罕见的下滑。一季度数据显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降至62%，比去年同期降低3.0个百分点，比2015年全年降低2.2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了民间投资低迷的严峻局面。
笔者认为，中央提出的扩大民间投资非常及时。如果能够进一步打开投资空间，让民间投资进入到更多的投资领域，将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维护社会大局总体稳定特别是促进社会就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笔者认为，要扩大民间投资还应坚决打破各种对民间投资制造隐形障碍的“玻璃门”、“弹簧门”，营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围绕鼓励平等竞争，解决部分政策执行中存在的“贴标签”现象，保障民营企业发展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国务院提出的各项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新闻链接]标题：看总理如何重塑民间投资信心
来源：凤凰网
核心提示：针对民间投资情况的实地督查、了解地方与民间资本之间的“隔阂”究竟在哪里十分有必要，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定向突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着力扩大民间投资。国务院此次还罕见地派出督查组。会议指出，督查组将围绕国务院2014年出台的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相关文件落实情况，选择部分地区进行督查，同时开展第三方评估。
对于国务院派出督查组，市场普遍解读的信号都是，因为民间投资活力正在下降，督查组从地方对投融资体制改革落实情况进行督查，从而找到民间投资活力下降的原因。
确实，近期的民间投资数据不尽如人意。今年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相比去年同期回落了7.9个百分点，仅为5.7%。与此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0.7%。这与以往民间固投增速往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形成了反差。
与公共投资着眼于公益性为主不同，民间投资行动的动力无他，说白了，就是能不能从中赚钱。天下熙熙，皆为利往，民间资本作为市场的自由资金，自发流向没有门槛限制、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是其必然的发展规律。而当前的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很显然也就反映了缺乏赚钱空间的民间投资开始普遍进入了观望的“惜投”心态。
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一直是实体经济中的“鲶鱼”。那么为何当前连“鲶鱼”也遭遇活力不足的困境？一方面，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竞争不断充分有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其他领域在完成充分竞争之后，越发暴露了未能开放领域的高墙。
比如水电能源、公路铁路、电信运营等行业，国有资本长期垄断经营，尽管产业规模更大，但运营效率不高，垄断导致市场竞争不充分，有效供给不足的同时还进一步导致内需不足，这反过来还使得一些垄断行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但事实上，这些行业往往集中在基础领域，是市场规模较大、增长前景较好、具备赚钱可能性的领域。
此外，这样的难以逾越的高墙不仅在于行业准入，甚至在于行政准入。比如，PPP项目推出的本意初心在于给地方政府搭建与民间资本合作的政策平台。然而，PPP项目推进至今，却陷入了两个极端方向：一是有良好回报预期的项目，大多给了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公司，留给民间资本的大多是回报预期不佳、甚至风险大过于收益的项目；另一个极端，是部分地方政府始终未能准确把握PPP项目的标准，而是急于把其作为化解地方债务的融资渠道，对于PPP项目的投资方向有时甚至私利大于公益，甚至出现此前媒体报道的“伪PPP项目”，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不仅变相被迫为商业利益背书、甚至有时还要因政府担保承担更大的风险。
这也是地方政府对于与民间资本合作爱恨交加的原因，恐怕也更是地方政府不愿与民间资本合作的心理动因——李克强总理此前在会议上就表示，“我到基层考察调研时听到，个别地方群众甚至编出了顺口溜，说地方政府当前对民营企业有‘三不’：不听电话、不接材料、不予办事。”
正如总理所说，“一些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而是‘没门’！不知道‘门’在哪儿！”无论是对于民间资本还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说，面临的困境确实不仅仅是门，而是行业准入和行政准入甚至心理准入的高墙。
因此，针对民间投资情况的实地督查、了解地方与民间资本之间的“隔阂”究竟在哪里十分有必要，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定向突破。
而未来重新激活民间投资的破题之方，还是在于把此前的会议中所说的“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我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落到实处。打破准入的高墙之后，在此基础上完善符合民资实际的准入规则和实行标准，这不仅仅能够重塑地方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作的信心，同样也能够给民间资本打一针行动的“强心剂”。（特约评论员 边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