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品格”，就像音乐圣地维也纳，时尚明珠巴黎，那么对于开启全面创新的中国，城市该如何锻造属于自己的创新品格？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到“创新型国家”，再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国掀起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创新浪潮，创新型城市建设风生水起。
然而，创新并不是砸向牛顿的苹果也不是蒸汽托起的壶盖，在少数成功者的欢呼声中，更多的创新者也许还在无数次试错中煎熬，在长期的默默无闻和“钱”途渺茫中跋涉。城市，作为创新的环境要素，怎样才能激发创新的欲望，维持创新的热度，助推创新的转化？
在掺望周刊社与大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世界创新论坛——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模式高层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宽松的营商机制、务实的人才体制以及宜居的城市环境，都是创新型城市不可或缺的“品格”。
创新主体一定是企业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推动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
多位专家表示，政府要转变履行创新职能的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放松管理的手。城市、区域的创新主体一定是企业。技术创新一定要企业先行，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成为关键。
多年来，为了强化企业的创新作用，中国构建了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在会上指出，全国科技创新市场围绕企业作为主体，实施产学研相结合，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成果转化始终是个薄弱环节，应该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注重“产学研用”结合。
李毅中解释说，首先“用”是一个动词，因为研发的目的全在于用，只有“用”，才进入了市场，研发成果要从论文、评奖中解放出来，转化为产业活动，在用中持续改进。其次“用”是指“用户”这一个名词，用户自始至终参加研发、设计、制造全过程，不仅能带来市场信息，加快研发进程，还能通过参与建立互信，结成联盟、共担风险，疏通了推广使用途径。
不可否认，在“用”的文章中，深圳做得较为突出。近年来深圳形成了90%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地的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科研投入来源于企业、90%的专利产生自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这“六个90%”说明了深圳的创新根植在企业。
“深圳自主创新的机制是倒逼机制，企业在市场激烈的竞争过程中产生很多的研发，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用’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商务部内贸领域特聘专家、国家发改委服务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任兴洲表示。
在产学研用平台的搭建上，李毅中指出，要发挥好园区经济的作用；任兴洲也认为让科研院所在园区中做研发和科技的转化可以更好地实现产学研用的结合。
记者多地调研发现，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风口上，孵化基地、创客空间已成为不少园区的标配。比如，在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招商局通过打造创新创业生态圈，将央企资源向社会创新资源开放，培育出了中国互联网南方总部基地蛇口网谷。正因如此，2016年5月招商局集团被列入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
服务型政府
确立创新的市场主体地位，是否代表了政府行为的退出？从世界范围来看并非如此。无论是从美国的《创新战略》还是从欧盟的《欧洲2020战略》来看，它们都在强化创新的战略部署。
工信部赛迪智库中小企业研究所所长、双创示范城市评审专家赵卫东表示，政府一方面要引进人才，另一方面又要引进资金。比如，政府可以利用其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杠杆作用，实现民间资本和政府资金的有效对接，为创新提供资本支持。政府还要打造良好的政策法制环境，比如与创新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如果这方面的制度不完善，创新就不会产生。
任兴洲则用“若即若离、不离不弃”这两个词概括创新战略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她认为，很多的科技企业为何最终选择扎根在深圳，是因为这个城市拥有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大市场小政府的模式下，政府只在企业需要的时候出现，不需要的时候不添麻烦。正是这种若即若离、不离不弃的关系营造了深圳的创新气质。
近几年，各地政府对于创新创业高度重视，国内创新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但对比创新活跃的国家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这从众创空间和创业企业的平均开业时间、办事手续、制度环境等方面便可见一斑。
《中国众创空间发展蓝皮书》数据显示，企业开业时间方面，中国2013年为33天，时间长于德国（2013年为14.5天）但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0.1天）。在企业开业所需手续方面，德国2004年以来保持在9项手续，而高收入国家从2004年的8项降低到2013年的约6项，中国2004年以来则一直在12项以上。
从宏观经济稳定性、风险资本可获得性、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来看，德国的创新环境整体上优于中国。中国创新环境在金砖国家中整体较优，在反垄断、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较弱。
6月4日，在工匠创客汇展区，参观者观看模块化操作臂写字
留得住人才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城市对于人才的吸引力或许正在于此。
“科研人员留不住，一个很清晰的原因就是城市科研活跃度不够。中国还没有形成有效机制把外籍人才吸纳过来，甚至连自己的留学生都不能完全拉回来。因此，发展创新型城市，要向世界创新城市看齐，提高科研活跃度。”谈到创新人才的不足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陈章良指出。
光靠年轻大学生，“双创”空有激情没技术，终归不行。为什么科学家创业比例不高呢？陈章良认为，关键是科研人才评价体系和“双创”评估指标还需接轨。比如，讲师要升副教授，必须要有几篇好论文。教授想评院士，没在《科学》《自然》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就非常困难。在这种评价体系下，科学家创业的动力受到影响。
陈章良还指出，要激发科学家的创业激情，首先要保护其权益。由于科学家参与公司创业的主要模式是以专业技术入股，但目前的政策对这方面的限制还是很严格。
赵卫东也表示，要激发创新动力，在引进和培育人才的同时，城市更要研究科研人员的成果使用权、处置和收益权等机制的设计。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后，上海、深圳等地已推出了落实科创体制改革精神的地方细则，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进一步提高，人才发展环境得到改善。
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长王元提醒，现在更多的重点是强调成果转化后的收益分配的问题，不要忘了收益分配的基础是要改变大学、科研院所的基本收入分配制度。基本收入分配制度不改革，仅通过收益进行激励是行不通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指出，除了体制机制方面，宜居的环境也是城市吸引创新型人才的关键。比如硅谷，也许正是加州的地中海式气候，才让不少华尔街精英走出了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的纽约，选择了阳光灿烂的硅谷。
倪鹏飞补充说，宜居不仅包括优美的自然风光，还包括公共服务质量与城市的国际化程度。要留住人才，就要解除其下一代基础教育问题的后顾之忧，同时要能为其提供与外界交流的开放环境。
